9月19日，户外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境内的查琼岗日山脊燃放烟花，从海拔约4600米处开始沿山脊向上延伸至5000多米山顶通过火药爆破再点燃三幕烟花，形成“升龙”景观。
短短两天，这一所谓的“艺术盛举”一边倒地引发一片骂声。品牌方、蔡国强和当地政府也作出了回应：品牌方表示所选用的烟花是可降解材料制成的“环保烟花”，蔡国强发信致歉表示主动配合第三方机构及相关部门就此事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进行多方面的评估，并将以实际行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日喀则市委、市政府也已成立调查组。
媒体的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位基层生态环境分局的负责人，其介绍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案过，手续也合规，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乡、村、县三级政府同意即可”。从这个回复可以看出，无论是蔡国强团队还是当地的基层行政部门，都存在着三个理解错位。
第一个错位：把所谓“材料环保”理解为“活动无影响”。现在的环保烟花爆竹多应用在只“听响声”的，可以控制膜体不飞散、气动代药动，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式上的零污染礼炮就是典型。但是要“看颜色”的烟花，现在的技术还做不到完全零污染。所谓“环保烟花”，多是用可降解壳体、起飞低烟、配方减氯或减重金属等，但燃放依旧会产生PM2.5、金属颗粒、噪声和强光，也会对表面看不到的地下水体和低混合层气象造成叠加压力。材料属性并不能自动等价于生态效果，更不能据此否定评估的必要性，何况是在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青藏高原地区。
第二个错位：把备案当作评估。蔡国强团队称已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备案，以“环保材料”为理由没有做环评。备案和环评并不能等同，备案的意义是弄清楚“谁在何时何地要做什么”，而环评的意义则是要搞明白“能不能做、怎样做、做到什么边界”。笔者猜测，可能是蔡国强团队把当地基层决策者们忽悠住了。当地基层领导可能对科技知识和信息的获取能力有限，被蔡国强和“始祖鸟”用所谓“不会产生污染的高科技环保烟花”一顿忽悠，用合意和手续合规取代真正的环保合规，忽略了对风险的实质性约束。县乡村的行政同意解决的是秩序与管理问题，不等于通过了专业的环境准入。在生态脆弱区，比烟花更容易降解的瓜果皮都不能随便扔，免评就更需要严格边界与充分论证，并不属于自由裁量和口头放宽的范围，当地对免评的适用对象也存在认知不足和理解错误。
第三个错位：对环境标准适用性的误读。蔡国强团队、当地县乡村政府以及基层生态环境管理者，都存在对环境基准和标准认知不足的情况，忽视了通用标准在脆弱场景中的适用性。环境标准以基准为基础，根据当地环境的具体情况设立，限值大多建立在受纳环境具备缓冲能力的假设上。青藏高原生态脆弱、环境容量小，阈值低、窗口窄，缓冲能力极低，可以近似视为无缓冲。如果仍套用大城市的经验或平均条件，会制造一种看似安全的错觉，实际损害却比大城市和高环境容量地区大多了。把排放限值当生态阈值，把一次性合规则当全过程管控，把层层同意视为专业把关，都是这类误读的外在表现。
尽管蔡国强和始祖鸟已经道歉，调查组也应能够给出适当的结果与处理方式，但是环境已经被破坏、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恢复，有些甚至可能已经无法恢复了。
所以，让基层管理者与社会公众对环境标准、背景基准与生态阈值形成清晰直观的共同语言，是生态环境科普和公众理解亟须补足的认知供给。
生态环境标准是源头控制线，基准是标准设立的科学依据，阈值是触发行动的边界。基层管理者需要充分理解这三者的差别与联系，才能在因地皆异的环境情境下作出合乎理性的决策。公众也需要理解基准与标准的“所以然”，才能读懂为什么需要限时、限量、限地点，为什么会临时叫停，为什么合规仍需更严。
作为环境科技工作者，笔者真心认为需要确立一套各方可以共享的概念框架，把关于环境基准与标准的知识供给面向不同受众分层表达。对基层管理者，可以用简明直观的方式说明通用标准为何在生态脆弱区不适用、哪些情境需要更严的阈值、备案与评估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要全过程管控。对从业者和组织者，强调把环境约束前置到立项与排期，用条件化承诺替代绝对化宣传，以透明信息换取社会信任。对公众要用日常化的表达解释活动影响的决定因素是地点、时间、剂量和受体敏感性，而非单一材料标签，让公众知道达标并不必然意味着安全，关键在于情境是否触线。
生态环境科普也需要从生活方式与物种故事扩展到基准与标准的常识。节能减排和动植物知识固然重要，但在具体活动的社会争议中，决定舆论走向的，往往是公众能否看见规则的边界与证据。面向社会的传播应当长期而稳定，解释为什么在某些场景要用更严的尺度，解释备案与评估的不同角色，解释生态阈值如何随时间与空间变化。
至于蔡国强和始祖鸟，现在道歉也晚了，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不找一个环境容量高的地方，交通也方便，吸引全国游客来看烟花秀，再把利润捐一些给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