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气候适应的“三重红利”，提升经济韧性和民生福祉。全球适应中心于2021年初发布《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应加强气候适应》，认为针对全球面临多重灾害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气候适应是协同应对健康、经济和气候变化三大危机的最好选择。适应行动带来多重好处，称为三重红利。第一重红利是避免损失，早期预警系统挽救的生命和资产价值至少是成本的10倍，24小时内发出风暴或高温预警可减少30%预期损失。第二重红利是经济效益，适应气候变化每投资1美元，可产生2-10美元的净经济效益。在气候预警、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旱地农业、红树林保护、水安全等领域投资1.8万亿美元，能产生7.1万亿美元的净收益。第三重红利是社会和环境效益。气候变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富人花钱来避免过热、饥饿和冲突，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却在遭受痛苦”，政府主导的适应投资项目、公共健康、社会保障项目能够有效减小社会边缘群体的脆弱性，打破气候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2019年，世界银行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生命线：韧性基础设施机遇》报告指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投资建设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平均净收益可达4.2万亿美元。因此，气候适应投资不仅有助于减小灾害风险，也是最具成本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无悔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减贫目标，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为全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利用东西部合作扶贫、绿色消费扶贫等机制，创造性地实现了应对经济紧缩、创造就业、减小贫困的协同增效，为全球推进适应行动、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经验。

碳中和目标下加强适应与减排的协同效应。与减排相比，适应行动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或“部门特色”，气候变化影响较大、温室气体排放较高的城市地区，以及农林、能源、交通、建筑等部门，是发挥减排与适应协同效应的最佳领域。城市居住了全球50%的人口，占全球碳排放量的70%，同时也是气候灾害风险高发地区。地方可持续发展理事会（ICLEI）全球数百个会员城市在减排和适应行动中发挥了协同效益。我国城市常驻人口已经超过60%，在城市更新、风险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低碳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资源效率和绿色经济转型。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对减缓全球变暖的贡献约为0.2-0.3摄氏度，有望带动中国上百万亿人民币的绿色产业投资，提升GDP增长率高达5%，同时因减排获得的健康改进社会效益将高达10万亿美元。如果考虑适应需求，还将带来加倍的投资和就业拉动效应。根据能源基金会测算，到2050年，中国面向碳中和的直接投资可以达到至少140万亿元，加上关联投资将提供可观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中国作为气候风险突出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不仅要与世界各国携手推进减排合作，还应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和气候变化敏感行业，应积极推进、协同落实绿色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理念。

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减灾智慧，建设韧性社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灾害共生求存、多难兴邦的奋斗史。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智慧，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展天文气象观测并留下可靠文字记录的国家，自古就有防患于未然、化危为机等深厚的风险文化和防灾理念。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要求人类发展活动应顺应天时、发挥地利、趋利避害，避免违背自然规律引发和加剧灾害。然而，中国数十年快速发展加剧了灾害风险，同时全社会的灾害风险意识、防灾减灾能力并未同步大幅提升。据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做好基本防灾准备的不到4%，农村居民的防灾能力更为薄弱。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社会安全治理能力与社区组织发展、志愿者比重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一些发达城市的志愿者注册者比例达到20%以上，对此应适时培育市场资源和社会力量，推动风险防范的常态化和全民参与。面对气候灾害风险成为“新常态”，应积极推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落地实施，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一方面，积极培育社会力量，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防灾救灾方式，将灾害韧性理念纳入生态文明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教育、防灾备灾救灾知识，推动全社会树立风险文化意识。另一方面，全面推进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的试点建设。2017年我国启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28个城市试点，目前该工作不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持续提高，民众满意度和低碳意识都有所提升。

本文节选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的进展与对策》一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