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此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6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升温将突破1.5℃目标,气候适应资金严重不足、行动进展缓慢,损失与损害持续增加;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安诺生呼吁各国在COP31后落实到2035年将适应资金增至3倍的目标。
在国内,我国明确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也要求健全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强化极端天气应对能力。
顶层政策框架已搭建完成,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社会组织与公益行业应如何参与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长期深耕养老、儿童、乡村发展等领域的公益机构,是否有必要在机构战略与发展目标中纳入气候变化议题?又该以何种路径融入?气候变化,对这些机构而言,是否可以成为理解原有业务的全新观察视角?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金梅。

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金梅
记者:当下,气候变化与每个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您长期关注公益行业发展,在您看来,社会组织参与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首先应该想清楚什么?
刘金梅:气候变化与其他公共议题的其中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有充分科学证据支撑、正在被持续观测和测量的、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2026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202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较工业化前(1850—1900年)高出约1.43℃,2015年—2025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如果我们仅仅把气候变化理解为观察社会议题的一个“视角”,最大的问题是低估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现实的实质性改变。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回应气候变化的真正起点,或许不是学习如何用气候语言重新描述过去的工作,而是开始认真理解:我们努力推动改变的那个世界,本身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记者:您提到气候变化不只是“视角”,而是“改变了问题本身”。这个判断对一家做养老或灾害救援的社会组织来说,具体意味着什么?
刘金梅:首先,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条件和解决目标。能源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长期以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基础,能源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障充足、稳定、安全和经济的能源供应。但气候科学已经明确,人类对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要实现全球温控目标,各国能源系统就必须逐步推动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需要能源供给和消费,但我们解决能源问题的条件和路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推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行业,我们不仅需要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提供能源,还需要重新思考能源行业如何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深度脱碳,从化石燃料时代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
其次,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原有社会问题发生和发展的机制。以灾害救援为例。过去,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是单一、偶发的不可抗力事件。许多应急救援和救灾类公益组织也主要通过灾中、灾后响应来应对灾害。但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频繁、多发、强度更加剧烈,同一地区可能在几个月内接连遭受多次极端天气影响,甚至可能出现多地同时受灾、不同灾害影响相互叠加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现有的应急救灾资源面对多发、频发的自然灾害可能出现不足;另一方面,面对气候变化影响之下愈演愈烈的极端天气,仅依靠事中、事后应对已经不足以应对气候风险带来的损失和损害。对于长期以灾后救援为主要工作方式的社会组织来说,原有的应对模式可能需要调整:从灾后紧急响应,进一步向灾前风险识别、预警响应、社区准备和长期韧性建设延伸,相应的社会组织面对灾害响应时的筹资逻辑和组织能力也需要同步进行重构。
再次,气候变化可能使原有解决方案不再充分有效。过去,对于一家养老服务机构来说,服务主要围绕老年人的日常照护、慢性病管理、生活支持和社会参与展开。但当极端高温风险增加时,老年人可能面临新的健康威胁。特别是高龄、患有慢性病、行动不便,或缺乏有效降温条件的老人,在持续高温中可能更加脆弱。如果依然只按照平时的健康状况和照护需求提供服务,却没有建立高温风险识别、预警响应和紧急支持机制,那么既有的常规服务就可能无法充分保护服务对象。这并不是说传统养老服务不再重要,而是原有的服务模式可能需要作出新的调整。过去被证明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不必然能够在已经改变的气候条件下持续有效。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本身,也正在推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除了高温、洪涝、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影响,我们还需要看到,当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转化为能源、工业等领域的实际转型行动时,其影响也会进一步传导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当我们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能源系统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时,所改变的远不只是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方式,而是与之紧密相连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关系。
因此,气候变化并不只是浮在既有社会议题表面的一个新涂层。它所带来的客观影响,以及人类社会为应对它而推动的系统性转型,都在改变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记者:既然影响这么深,那是不是所有社会组织都应把气候议题纳入自己的战略?
刘金梅: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影响,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问题都需要被重新定义为气候问题。
我们需要看到,气候变化可能深刻改变某些问题的形成机制和解决条件,但对于另一些问题的影响则相对有限。有相当多的社会议题,其核心问题、形成机制和解决路径与气候变化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讨论气候变化与社会议题的联系时,我们至少需要区分3个问题:
第一,该社会议题是否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第二,气候变化是否实质性地改变了这一议题的风险、问题形成机制或发展趋势?第三,这些改变是否要求我们调整针对原有服务对象的干预方法和资源配置?问题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与气候变化存在因果关联和是否有必要引入气候视角,这三者并不是一回事。
例如,同样是支持城市流动劳动者,如果项目主要是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它首先仍是一个经济赋权项目。但如果进一步发现,极端高温正在增加特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风险、收入损失或者照护负担,并据此调整职业保护、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机制,那么项目就有了明确的气候适应目标和行动逻辑。关键不在于哪些社会议题可以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而是哪些议题引入气候风险评估以后,真的能够产生不同于传统公益干预的价值。这也是区分“给现有公益项目贴上气候标签”和“真正推动社会组织开展气候适应工作”的关键。
记者:那对于长期做养老、儿童、乡村这些议题的社会组织,您建议它们从哪里开始?是先去设计一个气候项目,还是先做其他?
刘金梅:对于长期从事不同社会议题的社会组织来说,回应气候变化的起点,或许并不是立即设计一个新的气候项目,而是暂时跳出项目和资金的框架,认真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我是否承认并理解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气候变化不会因为我们不关注它,就停止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环境。作为公益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是否愿意基于已有科学证据,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将其作为理解现实的重要依据。
第二,我是否已经看到或经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夏季的持续高温热浪或极端暴雨,也可能是我所在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长期变化。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将抽象的气候变化科学知识与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变化建立了联系。不仅具备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还在认知与感知之间建立了连接。
第三,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原本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服务对象?回到我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服务对象,依据科学证据和长期观察,分析与评估气候变化是否给我正在关注的社会问题带来了真实的影响。这些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增加了原有的风险,还是改变了问题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第四,如果影响存在,我原有的工作方法是否需要作出调整?
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原有的工作目标和解决方案是否仍然有效?我们是否需要改变服务方式、干预方法和资源配置?现有的知识、能力和工作机制,是否足以回应这些新的挑战?不同机构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有些机构可能只需要在原有服务中增加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些可能需要重新设计具体项目,也有些可能需要对未来的工作方向和战略重点作出更深入的调整。
第五,如果我们最终决定采取气候行动,究竟在解决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行动?是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增风险,降低特定群体的脆弱性,增强社区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还是支持社区建设更强的气候韧性?不同的社会问题与气候变化之间有着不同的归因和解决路径。
只有明确我们究竟要回应什么问题,才能进一步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要求每一家社会组织都将气候议题纳入自身使命,而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气候变化系统性改变的世界中,每家组织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自身使命和社会目标。
记者:在气候应对资金可预测性不足、地方风险又高度分化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在社区尺度上究竟能做什么?
刘金梅: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全球性挑战之一,而我们正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它所带来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和系统性,也与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根据过去的经验理解未来,也不能简单假设原本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依然有效。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紧急行动,未来适应这些影响会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会更加高昂,甚至使得公共安全、民生保障和整体经济面临风险。
气候变化并不仅是在原有社会问题之外增加了一个新议题,而是在不断改变一部分社会问题产生和被解决的条件。全球43%的人口都生活在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中,包括更频繁、更强烈的热浪,更强的风暴和更严重的降雨,持续时间更长的干旱,以及对粮食、水源和人类健康所造成的风险。
但是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真正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除了系统地认识气候议题外,还需要在社区层面上,从地方尺度进行风险分层和解决方案的地方情境化。当然,全社会在气候适应议题上投入更多公共的、可预测的和易于获取的适应资金也是现实条件之一。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是在为原有的工作增加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还是我们开始真正面对一个正在改变原有工作条件的现实问题。气候适应的工作看起来更加分散,因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并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清晰的框架。
气候风险来自气候危害、暴露程度和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需要理解气候变化带来了哪些风险,哪些人群暴露于这些风险之中,为什么有些人更加脆弱,以及如何通过降低风险暴露、减少脆弱性和增强应对能力来减少损失,增强韧性。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给公益行业一句最诚恳的建议,您会说什么?
刘金梅: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要求每一家社会组织都将气候议题纳入自身使命,而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气候变化系统性改变的世界中,每家组织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自身使命和社会目标。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回应气候变化的真正起点,或许不是学习如何用气候语言重新描述过去的工作,而是开始认真理解:我们努力推动改变的那个世界,本身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