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

从关注“人”的民法典，到守护“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法典，两部法典如何各安其位、协同增效？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绿色低碳发展怎样完成历史性跨越？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管理等制度入典，又将如何重塑环境治理格局？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侯佳儒。

双法典的定位与边界划分

中国环境报：您的著作《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探讨了环境法与民法的范式整合。如今，生态环境法典已经发布，您如何看待生态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的边界划分？

侯佳儒：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交叉对话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相继出台，这正是一场“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与“整体”的法治对话。这场对话的精妙之处在于：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在边界处握手，在协同中增效。

我最爱打比方。这个问题，我也想用两个比喻来说这种关系的本质。一个是“地基”与“专列”——民法典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地基，它为一切民事活动确立了普遍规则，保障社会交往的基本秩序。生态环境法典则是驶向“美丽中国”目标的生态法治专列，在民法典坚实的地基上，它铺设了更快速、更专用的轨道，以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解决那些地基本身无法应对的复杂环境问题。

第二个比喻，“个人铠甲”与“公共盾牌”——民法典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法律铠甲，其绿色条款是铠甲上新增的环保纹饰，提醒民事权利行使不可逾越生态边界；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守护山河湖海、世代福祉的公共生态盾牌，它更庞大、更系统，旨在防御对整体环境的侵害，守护那些无法被任何个体独占的“共同的生机”。

民法的个人本位理念，决定了它只能为生态环境提供“消极守护”——通过限制权利滥用，防止个体行为伤及公益。但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累积性与不可逆性，决定了单纯依靠事后救济、个体诉求的民法，根本无法应对流域治理、气候变化、生态修复这类宏观命题。

这正是整体主义范式的登场之处：生态环境法典不是民法的“绿色增补”，而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环境法正是在传统法律的局限处，也是“边缘与前沿”地带，将关注点从“个体损害”转向“生态系统健康”，从“事后赔偿”转向“全过程治理”，从“私人诉求”转向“公共担当”。

因此，两部法典的边界划分，本质上是将“私权自治”与“公共治理”各自安放在最适宜的制度轨道上，各司其职，又相互支撑。

我一直说，如果说环境法是大地之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就是我们写给土地、写给蓝天大海的情书。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民法典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同时，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修复责任也有系统规定。这体现了怎样的立法技术逻辑？

侯佳儒：文中提及的第1070条，是民法学与生态环境法学两种范式在立法技术上相互对话、深度融合的结晶。它向世人昭示：当环境问题伤及具体个体，民法仍是不可动摇的救济底线——其“铠甲”必须严丝合缝，守护每一个鲜活的个人；而当问题威胁公共利益与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法典则需优先登场，以更严格的规则、更系统的制度、更强大的国家力量，主动干预、系统修复——其“盾牌”必须屹立于重大危机之前。这是一条实现“双向奔赴”的引致条款，既防止环境法越界吞噬私权自治，也避免民法因能力边界而无力应对公共风险。

这种设计的内核，正是“特别优先、一般托底”的法治智慧。在生态保护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特别法，提供直击要害的“强效药方”；民法典作为一般法则，筑牢不可或缺的“底线救济”。两者并行，共同织就严密的法治闭环。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修复责任的系统规定，更是对传统民法“恢复原状”理念的超越——它不再局限于对个体损害的赔偿，而是升华为一项独立的、系统的国家治理任务，从调查评估、修复方案制定，到组织实施、长期管护，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公共治理流程。

这背后，是“问题导向”的功能重组逻辑：民法守住个体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环境法则构筑公共生态的第一道屏障。二者在价值上共鸣对话，在规则上无缝衔接，在功能上互补支撑，共同编织起一张既保护私权尊严、又守护公共福祉的法治之网。

这正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深层智慧：让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法“稳稳守住底线”，让以整体主义为导向的环境法“有效抬升高线”。“双法”并行，方能在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既充分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又坚定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地基足够稳固、专列得以疾驰，当铠甲合体、盾牌坚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图景，便已然清晰可辨。

制度创新与刚性约束

中国环境报：相比于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对绿色低碳发展等进行了刚性规定，这种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的转变，对相关工作将带来哪些实质性改变？

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了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的关键转变——它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装上了“法治引擎”，更将绿色转型的责任明确写入了可量化、可追责的“法治账本”。如果说过去的低碳倡导如同飘扬在道德高地上的旗帜，那么今天这部法典，就是让这面旗帜真正落地生根的法治土壤。

对政府而言，法典将低碳目标深度融入行政决策与法定职责。国土规划、产业审批必须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的刚性评估，其中“未达标区域暂停审批高排放项目”等条款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从源头上促使地方摆脱“唯GDP”的路径依赖。同时，监管考核从倡导变为硬指标，形成了层层压实责任的刚性问责机制。

对企业而言，法典的强制力重塑了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使碳管理从可选的“社会责任”变成了关乎生存的“合规成本”。未能达标者将面临罚款、限产乃至关停的实质后果；在全国碳市场等制度下，碳排放数据直接关系到企业信贷与供应链合作资格。法典还将绿色供应链从倡议提升为法定义务，推动整个行业加速生态重构。

对社会公众而言，法典通过制度化安排让绿色生活有法可依、得到实惠。它要求商品清晰标示碳足迹，并拓宽公益诉讼范围，使公众监督从舆论压力升级为法定权利。同时，借助碳普惠等创新机制，让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个人行为从道德倡议转变为可记录、可激励的实际贡献，使每个人都能在守护家园中获得真切的参与感。

归根结底，当节约每一度电、减少每一吨碳都有了法律依据和责任追溯，中国的绿色转型就有了最坚实的法治支撑。这不仅是我们自身通往绿色发展的大道，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出的、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将“应对气候变化”独立成章，您如何看待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管理等制度入典？

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旨在“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成果，以体系化、法典化的方式予以确认”。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被立法机关认定为最终的破题之策。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发展”主题正式纳入环境法典，它标志着环境治理的思路，完成了从末端防治到源头绿色转型的深刻转变。

生态环境法典正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法治路径。当工业文明深陷增长与环保的二元困局，当民众对碧水蓝天满怀深切期盼，这部法典以法治的力量，提供了一份统筹兼顾的系统解决方案。“绿色低碳发展”编的设立，意味着绿色转型从单纯的政策倡导，升华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约束。它为绿色发展装上了强劲的法治引擎，推动其从个体自觉行动，迈向规则刚性引领的新阶段。

将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管理等制度纳入法典，充分证明，这些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的制度，在实践中已臻成熟、行之有效。碳交易入典，以法律形式确权，赋予碳排放权以明确的资产属性，为依靠市场驱动的减排行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数据质量管理入典，则将数据造假严肃上升为违法行为，为公平的市场交易构筑起安全锁。这两项制度一体两面，互为支撑：既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法定地位，又夯实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这标志着中国环境治理，正从政策驱动为主，稳步迈向法治引领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完善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明确技术单位备案管理和终身责任，这类制度设计能否真正破解“环评走形式”“审批通过即万事大吉”的现实困境？

侯佳儒：这次法典对环评制度的革新：一是“备案管理”，二是“终身责任”。这两项举措落地，相当于给环评制度刻上了一道坚实的“法治钢印”，过往那种“纸面环评”、形式主义的乱象，有望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首先，让技术单位从“影子玩家”变身“责任主体”。过去，不乏有些皮包公司靠挂靠资质、贩卖模板报告牟利，项目一结束便溜之大吉。如今，所有技术单位必须完成备案，资质与信用直接挂钩。备案绝非护身符，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状，这就从根源上铲除了“花钱买报告”的温床。

其次，让环评结论从“一纸通行证”升级为“终身身份证”。过去不少人认为，只要审批通过，便万事大吉、可高枕无忧。但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昭示：审批通过不是终点。哪怕项目运行十年、二十年，一旦查出当年数据造假、结论存在重大缺陷，照样严惩不贷。这无疑让从业者心生敬畏，必须将每一份报告都视作悬顶之剑，慎之又慎。

最后，构建起一套“一处造假、处处受限”的立体惩戒网络。不仅处罚单位，更精准追责到具体编制人员，信用记录、行业禁入等手段多措并举。目标清晰明确：让造假者倾家荡产、丢掉饭碗，在行业内寸步难行。

因此，这部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闭合责任链条、拉长问责时效，真正将环评从一张“可交易的纸”，重塑为一张“带刺的网”。它恰似为环评领域装上了一台强力的法治“杀毒引擎”，倒逼环评制度回归技术服务的本源，真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第一道坚实闸门。

实施保障与协同治理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对未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协同（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环境法从“单行道”到“法典化”后，如何避免与自然资源、能源管理等领域的交叉扯皮？

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环境治理从以往的“单兵作战”，正式迈入“系统集成”的全新阶段。它如同一部“生态治理协同作战手册”，为部门间协同治理划定了清晰且刚性的行为准则。

第一，生态环境法典以“融合性目标”替代了过去的“分割性指标”，明确提出“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必须协同推进。这意味着生态环境部门不能只关注污染物治理，能源部门也不能仅核算能源收支，各部门必须共同算好“生态环境效益总账”。目标融合倒逼行动协同，各部门的规划、政策制定与考核工作自此必须一体谋划、统筹推进。

第二，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统一规划+分区管控”搭建起刚性治理框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规划一张图，管控一把尺”。各部门的专项规划与项目审批，都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从源头上避免因规划冲突引发的治理矛盾。

第三，推动部门协同从“软要求”转变为“硬约束”。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要求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与联合执法机制。当排污、能耗、碳排放等数据实现平台实时共享，数据互通便意味着责任共担，联合执法则能有效打破行政壁垒，大幅减少推诿扯皮现象。

第四，生态环境法典专门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相当于为跨领域治理搭建起核心“总枢纽”。将循环经济、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统筹整合，以一编统领三大领域，从法律层面打通了发改、工信、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作衔接机制。

总体而言，生态环境法典构建起一张“职责清晰、紧密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让治理交叉区域从“无人监管”转变为“共同管护”，真正推动环境治理效能从简单叠加实现倍增提升。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了体系化完善，您认为这能否为基层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请求权基础，从而减少“不敢判、不会判”的司法畏难情绪？

侯佳儒：您这个问题，确实点到了基层司法实践中最现实的痛点。过去基层法官在审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时，常常面临“不敢判、不会判”的困境，核心问题就在于请求权基础不够清晰、法律依据不够系统。而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对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化完善，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面且精准的方案。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让“谁来告、告什么”的问题更加清晰明确。法典清晰界定了三类诉讼路径：由政府作为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公民个人维权的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三条路径并行衔接，为不同索赔主体明确了法治路径，诉权依据分散模糊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生态环境法典细化了责任构成与认定规则，让“怎么判”有了明确遵循。其中最关键的是归责原则更加清晰——只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严格适用“无过错责任”；同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得到延续和强化，大幅减轻了原告的举证压力。可以说，法典既为权利主体筑牢了“保护伞”，也为司法裁判立起了“公平秤”，让法官裁量时有了统一标准。

最后，生态环境法典强化了责任履行与协同保障机制，让“判后如何执行”更有支撑。法典将“修复优先”确立为首要责任导向，无法原位修复的则采取替代性治理，明确司法的核心目标不只是经济赔偿，更是生态的实质性恢复。同时，法典要求行政、监察、司法机关强化协同，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等机制，形成了高效的执行合力。

总体来看，这部法典为基层法官提供了一套内容完整、逻辑清晰的“裁判指引”。它让法律适用从依赖零散的司法解释，转向依托法典的系统规范，显著降低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尽管鉴定评估、跨部门协调等实务难题仍然存在，但法典已经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从“不敢用权”到“敢用权、会用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正从“纸面规定”，加快走向常态化的司法实践。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后，还需要哪些步骤进一步落实法典？

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只是起点，要让制度真正“长牙带电”，还得扎实走好落地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首先，地方立法要做好精准承接，避免出现“水土不服”。各地要依据法典授权，结合区域生态特征与环境承载能力，加快出台地方性法规，把法典的原则性条款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规则。从国家律典到地方样本，既要守住‘一张蓝图’的刚性，也要体现因地制宜的灵活与实效。

其次，配套制度要同步跟上，相关标准、监测体系、市场机制都要逐一落地。尤其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让法律规定真正融入市场运行逻辑。

展望未来，当法典的刚性约束与地方的精准治理深度融合，一幅“以最严密法治护卫生态文明”的治理图景将全面铺展。以法治之力撬动绿色转型，让每一寸山河都有法可依，让每一缕清风都有章可循。我们期待，在法典引领下，中国环境治理实现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的深刻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