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路径，是事关我国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重要变革。进入从理念引导向机制完善、从试点探索向系统推进的重要阶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做好“加减乘除”，以“加”夯实供给基础，以“减”降低交易成本，以“乘”促进效益倍增，以“除”打破机制障碍，从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做好“加法”，优化供给结构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要加快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与供给体系建设，形成高质量、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供给基础。长期以来，我国生态产品多以公共产品供给为主，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产品类型单调、服务功能不全等问题。要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高质量、高效率转化，必须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适配多元需求的生态产品供给格局。
做好“加法”，关键在于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数量与质量。着力夯实生态资源基础，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公园的保护。夯实生态产品存量的同时，还要做优生态产品增量，拓展生态产品原生供给空间。要构建多元供给体系，培育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体系，打造涵盖物质供给类、文化服务类和生态调节类生态产品等多类型、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供给格局，推动生态产品供给从单一化、粗放化向多样化、精细化转变，着力提升供给能力与市场适配性。健全供给端制度保障，推动建立生态产品目录制度与技术标准体系，探索“认证+标识+品牌”联动机制，为生态产品建立信用背书，提升市场认可度与交易流通效率。通过以结构之优促供给之增的系统“加法”，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源头空间，有效提高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质量与效能。
做好“减法”，降低交易成本
要让“看得见的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化为“可变现的经济价值”，关键在于“减”去生态产品交易流转过程中的各类成本，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还存在市场信息不透明、交易渠道不通畅、流转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使得生态产品在进入市场时面临着信息壁垒、资源错配以及成本攀升等问题的制约。
做好“减法”，就要从规范交易流程、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市场交易便利性入手，通过优化交易机制与政策环境，持续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生态产品交易规则与流程标准化建设，探索搭建“供给—评估—交易—变现”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精简信息确认与资格审批流程，缩短生态产品抵押与交易周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高效流转。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信息披露与市场交易标准化体系，通过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匹配、智能撮合，降低生态产品交易流转过程中产生的中间成本并减少信任摩擦。优化政策环境，打好生态补偿、绿色金融、财政激励、产业扶持组合拳，压缩生态产品生产与交易成本，降低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生态产品市场的准入门槛与边际成本。通过去冗归简、降本增效的关键“减法”，有效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流程繁、门槛高、变现难等问题。
做好“乘法”，深化数字赋能
数智时代，数据资源成为生态资源管理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型生产要素，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撬动生态潜能、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关键杠杆。因此，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就需要善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催发生态经济的“乘数效应”，实现“绿”与“数”的相辅相成，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裂变式增长。
做好“乘法”，就要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赋能作用，推动数字要素与生态要素有机耦合，充分释放良好生态环境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数字底座，加快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不断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连接能力、运载能力与计算能力，为更全面、更精准摸清生态家底提供坚实支撑。构建生态产品高效流通体系，深化运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搭建涵盖确权登记、价值评估、交易撮合、履约监管等环节的全过程数字化交易平台，提升生态产品交易的可信度、可溯性与安全性。拓展数智运用场景，将生态产品嵌入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绿色消费等发展场景，通过生态积分、绿色账本、生态信用等机制，激发公众参与、企业投资、政府支持的多元动能，推动生态产品跨界增值，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倍增的新路径。通过“乘法”驱动，让数字化在促进生态产品识别、评估、流通与转化等环节中发挥放大效应，有效释放生态产品价值的增长空间。
做好“除法”，破除制度障碍
从资源确权到价值核算、从利益分配到市场转化，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一些问题，亟须通过制度重塑与机制革新，理顺关系、畅通路径，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扫清障碍。
做好“除法”，旨在依靠制度牵引，汇聚高效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制度合力，破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与机制性堵点。这需要理顺管理体系，加快探索统一的生态产品管理协调机制，统筹“确权—核算—转化”全流程管理，破除条块分割、职责重叠等机制性滞堵，打通制度协同障碍。健全政策体系，统筹衔接主体功能区制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增强政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加强政策落地的配套制度设计，切实打通制度传导链条。重塑利益引导机制，完善“谁保护、谁受益”的市场逻辑和“谁破坏、谁赔偿”的法治逻辑，提高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生态建设与产品开发的积极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政策推动转向内生驱动。通过理顺管理体制、优化政策体系、健全利益机制等多维度“除法”，为生态产品价值向经济价值高效转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的经验研究”（22BKS158）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