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霾虽散，但围绕这场雾霾的讨论仍在持续，其中尤以预警级别最为集中。对于该不该启动最高级别预警，有争论，有质疑，有抱怨，也不乏激烈批评。有舆论甚至认为红色预警成了摆设、空文，中看不中用、不敢用。这一幕，在前不久的东北地区空气重污染过后，也表现得很激烈。这给手握应急预警启动权的政府和相关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一定程度上，这种压力并不比应对雾霾来得低。

　　舆论场并非都是理性的，但其中也不乏建设性。不得不说，这一次不少地方政府错失了针对今年最强污染过程发布红色预警降低公众健康风险的机会。即使程序上符合重污染应急预案，舆论依然不依不饶，因为程序合法未必结果合理。在过程和结果之间，公众更在意遭受重度雾霾这一结果。正因如此，在“政府不愿”和“预案不许”之间，公众往往倾向于认为是前者导致红色预警没有及时启动。

　　先看政府愿不愿。毋庸置疑，对于启动红色预警，与公众相比，政府有着更多顾虑，表现得相当审慎。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面对可能出现的污染时，很多地方会严格对照重污染应急预案，只要有一点不符合规定，就不会轻易启动红色预警，审慎有余而灵活不足。在决策过程中，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可能还有一个现实顾虑，担心启动了高级别的应急预警，最后污染却没有那么重，造成“预警过度”，所以经常是审慎有余而决断不足。所有这些，往往给外界留下一种“政府不愿”的印象。

　　再看预案许不许。大部分城市最高级别的污染预警从来未曾启动，这不能说明雾霾不严重，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启动门槛太高了，很难落地。在一些地方，预测重污染持续3天以上，红色预警才启动。也就是说，即使预测未来两天严重污染甚至爆表，只要第三天非重污染，就不能启动。如果第四、第五天又出现重污染，而接下来一天非重污染，那么，即使6天之内4天重污染，红色预警也不会启动。这就是当下很多城市应急预案的问题所在：过于考量时间长短，对污染程度考量不足，对污染连续性考虑不足。

　　表面上，这是技术层面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制定应急预案的出发点问题。对于各级别预警何时启动，决策者往往会评估两类影响，一是启动预警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二是不启动预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二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直接关系到预警门槛设置的高低。过于考虑前者，门槛就会定得比较高，启动程序也会比较繁琐。相反，以维护公众健康为出发点，则会大不同。几次重雾霾前后的舆论反应表明，为了健康牺牲一些生活上的便利，至少在当下，公众能接受，也愿接受。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回应这一信号，并据此对应急预案作出调整。

　　过去3年，北京的重污染应急预案修订了3次，每次都是因为执行中发现了问题。过去2年，天津的重污染预案调整了2次，坚持的也是问题导向。这次严重污染过程暴露出了预警门槛过高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也能够及时作出调整。若真如此，刚刚被风吹散的这场严重雾霾或许能成为应急预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